顛覆瘋雲:狗眼看人鬧
觀眾在電影銀幕上看到了夢幻光華,《顛覆瘋雲》則要讓人看到光鮮背後的狗屁倒灶。
導演和製片人的爭議,幾乎是電影百年史上屢屢上演的戲碼,癥結在於誰才是電影的真正擁有者?是出錢出力的製片老闆?還是勞心勞力的導演? 為了解決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亦有理,誰說都有理」的難解習題,好萊塢創造出了「最終版本(Final Cut)」的合約細節,拍片前要講清楚,一旦創作者和出資者之間起了爭議時,擁有最終版本權利的人就能決定電影要以什麼樣的面貌亮相,導演如果不服氣,多年後,或許可以另外發行增長或加減料的「導演版(Director’s Cut)」撫平胸心塊壘。 巴瑞.雷文森(Barry Levinson)執導的《顛覆瘋雲(What Just Happened)》既以好萊塢生態做素材,導演和製片「各持己見」的爭議自然是絕佳素材,高潮則是鎖定在一隻狗身上。 勞勃.狄尼諾(Robert De Niro)飾演的大製片家班剛拍完了一部由西恩.潘(Sean Penn)主演的新片《兇殘(Fiercely)》,安排了一場給圈內人和觀眾試映的試映會,結局是西恩.潘中槍倒地,他的愛犬趕來相援,但是兇殘的歹徒真的雞犬不留,當場就朝狂吠不已的狗兒頭上開了一槍,血濺鏡頭。
這個場景立即讓鬱悶的試片室尖叫不已,美國人很重視狗權,歹徒殺狗遠比殺人更易激起憤怒,於是當場就有人作嘔閃人,有型有戲,扮起電影公司大老闆更是有模有樣,深得箇中三味的女星凱薩琳.基納(Catherine Keener)講完客套場面話之後,斬釘截鐵地告訴班:「修改結尾,不能殺狗,否則就別去坎城了。」 偏偏《兇殘》的這場戲是由麥可.溫考特(Michael Wincott)飾演的英國導演的精心設計,出錢老闆不准殺狗,就等於是毀了他的創意,他當然抵死不從,狂吼狂叫,不甘罷休,夾在老闆與導演中間的製片班,立刻成了左右為難的夾心餅乾。因為一旦得罪老闆,以後就很難再拿到新片合約,搞不定導演,也証明他的能耐有限;不安撫導演,狂風暴雨不會停歇,順從導演就只有讓僵局越搞越僵。 打死不退,堅持到底,通常就叫做藝術家;通權達變,能屈能伸,通常就叫做生意人,班製片其實並不堅持什麼原則,也不太在意藝術創意,電影能賣,片約滾滾才實際;溫考克則像極了典型的瘋狂藝術家,對於自己的創意洋洋得意,無法想像別人何以不能接受,更不肯自宮,對於老闆修改結尾的要求,不發狂叫囂,更無以顯示藝術家的風骨,這場攤牌戲就在凱薩琳.基納沈穩堅毅,不受威脅的低氣壓中,對應了狂風暴雨的溫考特,以及見風轉舵的班製片,形成了有趣的三角習題。製片人的一肚子苦水就在這個僵局中展開,故事如何緩解?如何得圓?因而勾引住觀眾的關切。 雷文森此時先是展示了電影的魔法,狗是要角,卻也可以變配角,要把狗兒剪去,其實不是太難,只要調整底片,再從未用膠捲中另找素材補充上去,狗兒不但可以不死,還可以成為催人熱淚的煽情主角,果然戲法人人會變,只看你肯不肯調整身段,放棄堅持。
然而,狗還是改不了吃屎,人也難改臭脾氣,人世間的事如果都能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一切好辦,問題在於人心隔肚皮,有人堅持做人一口氣,可殺不可辱;有人顧念臭皮囊與負債,顏面算個屁,殺剮全由你,《顛覆瘋雲》後來的逆轉大攤牌,其實有點像小孩扮「家家酒」的胡扯瞎鬧,不盡然合乎實況,卻頗有照妖鏡的功能。 最有趣的不是在人,而在狗。那隻狗明星後來去也參加了坎城首映會,成為紅地毯上最迷人的狗明星,大人人為牠吵翻了天,但是風風雨雨,牠卻全然不掛心,不知情,更不在意,狗眼旁觀人間鬧劇,嗯,《顛覆瘋雲》的嘲諷效應就益發荒唐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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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瘋雲:明星的鬍子
天啊,這是布魯斯威利嗎?你的問號與驚歎,其實就是《顛覆瘋雲》的賣點噱頭。 戲劇要用高潮吸引觀眾,危機來臨前的風雲緊急與解決危機的手段,其實就是製造戲劇高潮的最簡形式,名導演巴瑞.雷文森(Barry Levinson)所執導的《顛覆瘋雲(What Just Happened)》,高潮焦點就來自一把鬍子和一隻狗。今天,先談鬍子趣味。
《顛覆瘋雲》的片名有點古怪,其實得和巴瑞的前作《桃色風雲搖擺狗(Wag the Dog)》做比對,才能得出風雲與瘋雲的連結,因為《桃》片描寫一位好萊塢製片人結合「製騙」本事,以假影片和宣傳手法解救總統危機的嘲諷故事,《顛》片改編自好塢資深製片艾特.林森(Art Linson)執筆的半自傳銷暢書『好萊塢前線酸甜苦辣(What Just Happened: Bitter Hollywood Tales from the Front Line)』,同樣提供知情人士的內幕觀點,從不可思議的戲劇矛盾與解決方法出發,讓觀眾見証到更多好萊塢光怪陸離的傳聞與事實。
既然是好萊塢故事,半真半假,最吊觀眾胃口。因為只有遊走在若有其事,卻又未必全然真實,才能以既曖昧又模糊的想像空間吸引觀眾「捕風捉影」,驗証自己聽過的八卦傳聞,找出更多的樂趣,所以,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飾演自己,西恩.潘(Sean Penn)飾演西恩.潘,就提供了準確的「對號入座」效果,但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傳奇卻又是其他藝人傳奇的混合故事,有煙幕,有戲謔,却又在寫實的基礎上鋪陳出虛構的傳奇,似「真」實「假」,似假還真的「唬弄」趣味,就夠讓好奇的影迷興味盎然地看下去了。

至於《顛》片的真正主角勞勃.狄尼諾(Robert De Niro)飾演的大製片班,雖然是「虛構」角色,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婚姻、家庭和事業的種種狗屁倒灶事,卻又是真實得有如皮開見肉,血淋淋的好萊塢現場,他是假角色,說的卻是真故事,形成全片另一味的調味醬了。
布魯斯.威利的職責在於雕塑出一位「難搞」的大明星,製片公司願意出2000萬金請他演戲,無非就是想藉他的名氣與形象吸引觀眾上門,賺錢的人配合出錢者的要求,按理來說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問題在於已經剃光頭的布魯斯.威利變肥了,更棘手的是他不但蓄了一嘴大鬍子,還自認是型男,打死不肯剃掉。勞勃的老闆下達不剃鬍子就停拍的指令,他的工作使命就是說服布魯斯,否則大家都不要混了。
原本只要各退一步,就能海闊天空的事,卻因為有人愛鑽牛角尖,堅持自己的理念與美學,打死不退,以致陷入進退維谷,兩敗俱傷的困境。勞勃先是找經紀人下手,卻撞見了更多經紀人仰明星鼻息的困境,求爺爺告奶奶的低聲下氣卻不能換得同情,反而碰得滿鼻子灰,最後發火攤牌,都只是戲劇火花的過場而已,最後打開明星休息室的大門,等待「鬍子」消失的高潮戲,則是確實有了讓人意想不到的意外結果,讓這部原本只是把好萊塢刻板印像「重新搬演」的電影,有了讓人轟然一笑的魔力效應。
明星演自已,尺度到底有多寬?真味有多少?其實也是本片的「趣味噱頭」之一,因為除了肉身之外,「名號形象」也成了另一個角色,既讓別人消遣「布魯斯.威利」(不論是笑或罵),自己還要加油添醋來擴大娛樂效果,或顛覆形象,其實也只是另一種「交易」形式,演戲劇人物是表演,演自己也是表演,差別在於此時的「布魯斯.威利」也只是一位好萊塢影星的「角色」而已,真人與角色之間的距離,一如藝人飾演其他角色一般,只有看戲的傻子才會信以為真,甚至逐一比對驗証。
但是,這不正是電影期待的觀影效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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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鬼們:留白
鬆緊有致,快慢有序,都是說故事高手心領神會,運用自如的技法。
留白,是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美學概念,留白,氣韻才會生動,對照密度紮實,目不暇給的戲劇章節,一筆留白,就有了呼吸空間,法國導演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執導的《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的壓軸空鏡,就是最精彩的兩筆留白。
《我和我的小鬼們》的主要劇情都發生在一所法國巴黎的國中教室之內,所有的師生關係與對話,基本上就是三部HD攝影機現場捕捉所呈現的臨場真實感,也因為主要情節都發生在四面牆之內,羅宏採用了不少近距離的人物特寫鏡頭,精細又微妙地掌握了師生角色的各種情緒反應,互動之緊密,有如一場高手過招的乒乓球賽,你來我往,一股氣就在小教室內快速流竄。
電影從學期開場,以放暑假做終,有教有學,有歡呼,有沮喪,有啟蒙,有論辯,所有的悲喜情節都集中那四堵牆內,即將升國三的同學開始有了升學或就業的生涯規畫壓力,教學成果到底帶給學生多少實用的知識,亦成了教育目的是否落實的思索,就在熱鬧高潮之後,羅宏採用了兩個空鏡頭做為全片的總結。
兩個空鏡頭其實都是那間教室,原來坐滿學生的小教室裡,一放假,就全空了,有的椅子乖乖平放,有的則是斜靠書桌,老師學生不在了,教室依舊在,等待著下一班的新學生繼續坐進那個空間,開啟另一堂的人生課程,原本極度喧鬧的空間,就在乍然來到的空鏡頭上,強迫觀眾進行留白的沈澱思考。
這兩個空鏡頭一個從教室後方往前拍,一個則是從教室前方往後拍,前者代表學生觀點,後者代表老師心情,一教一學,一前一後的交叉效應,訴說的正是課堂學習的目光流動方向。簡單又有力替「教室」的「空間」意義做了語重心長的註解,也呼應了全片探索教育意義的主題。
電影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透過最平凡簡單的鏡頭訴說著最深遠寬厚的意義,明明就只是一間人去樓空的空教室,但是壓軸浮現時,你就是會憶想起那座空間的往事,以及想像著未來的可能發展,也就是說空教室一點都不空,不但往前勾連,也往後延伸,來不及改變的已成為過去,下一堂課還要繼續如此嗎?成為全片韻味深長的一聲歎息。
《我和我的小鬼們》能夠獲得2008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導演羅宏.康特的場面調度功力自然居功厥偉,不過,鬆緊有致的美學韻律也是他不流凡俗的功力,例如老師作家佛杭蘇瓦.貝加度(Francois Begaudeau)和學生起了爭執,他的評論被學生斷章取義,情急之下的口不擇言,更遭學生擴大解讀,緊咬不放,誤解加誤會,最後演成暴力流血事件,成為全片的最高潮。沒有人懷疑他循循善誘的用心,但是人生的乒乓,從來不是規規矩矩照著遊戲規則進行的,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後,充滿挫敗感的老師,窩進沒有人的餐廳裡吸起菸來。
老師很悶,廚房阿姨不是不明白,但是基於職責,忙著收拾餐盤的阿姨還是告訴他說:「這裡不能抽菸。」老師尷尬地回應說:「我知道,我看這裡沒人嘛。」禁菸的場所,因為沒人在就可以違規嗎?君子不欺暗室,這樣的邏輯,其實禁不起檢驗的,阿姨沒有再說話,但是老師自知理虧,趕緊捏息了菸,起身走人。
這場戲,一鏡到底,前後不到一分鐘,安排在戲劇高潮之後的小空檔,讓觀眾更進一步窺見了老師的脆弱與空虛,極度緊密的章節後,突然來了一筆側寫,看似「轉軸撥絃三兩聲」卻有了「未成曲調先有情」的氣氛鋪排,所有沒有說出口的心情與意境,早已躍然銀幕。
看似空無,其實更加密實有力,留白,讓氣韻更加生動,鬆緊有序,好戲就更有力,這些美學理論,都清楚落實在《我和我的小鬼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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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瘋雲:明星的鬍子
天啊,這是布魯斯威利嗎?你的問號與驚歎,其實就是《顛覆瘋雲》的賣點噱頭。 戲劇要用高潮吸引觀眾,危機來臨前的風雲緊急與解決危機的手段,其實就是製造戲劇高潮的最簡形式,名導演巴瑞.雷文森(Barry Levinson)所執導的《顛覆瘋雲(What Just Happened)》,高潮焦點就來自一把鬍子和一隻狗。今天,先談鬍子趣味。
《顛覆瘋雲》的片名有點古怪,其實得和巴瑞的前作《桃色風雲搖擺狗(Wag the Dog)》做比對,才能得出風雲與瘋雲的連結,因為《桃》片描寫一位好萊塢製片人結合「製騙」本事,以假影片和宣傳手法解救總統危機的嘲諷故事,《顛》片改編自好塢資深製片艾特.林森(Art Linson)執筆的半自傳銷暢書『好萊塢前線酸甜苦辣(What Just Happened: Bitter Hollywood Tales from the Front Line)』,同樣提供知情人士的內幕觀點,從不可思議的戲劇矛盾與解決方法出發,讓觀眾見証到更多好萊塢光怪陸離的傳聞與事實。
既然是好萊塢故事,半真半假,最吊觀眾胃口。因為只有遊走在若有其事,卻又未必全然真實,才能以既曖昧又模糊的想像空間吸引觀眾「捕風捉影」,驗証自己聽過的八卦傳聞,找出更多的樂趣,所以,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飾演自己,西恩.潘(Sean Penn)飾演西恩.潘,就提供了準確的「對號入座」效果,但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傳奇卻又是其他藝人傳奇的混合故事,有煙幕,有戲謔,却又在寫實的基礎上鋪陳出虛構的傳奇,似「真」實「假」,似假還真的「唬弄」趣味,就夠讓好奇的影迷興味盎然地看下去了。

至於《顛》片的真正主角勞勃.狄尼諾(Robert De Niro)飾演的大製片班,雖然是「虛構」角色,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婚姻、家庭和事業的種種狗屁倒灶事,卻又是真實得有如皮開見肉,血淋淋的好萊塢現場,他是假角色,說的卻是真故事,形成全片另一味的調味醬了。
布魯斯.威利的職責在於雕塑出一位「難搞」的大明星,製片公司願意出2000萬金請他演戲,無非就是想藉他的名氣與形象吸引觀眾上門,賺錢的人配合出錢者的要求,按理來說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事,問題在於已經剃光頭的布魯斯.威利變肥了,更棘手的是他不但蓄了一嘴大鬍子,還自認是型男,打死不肯剃掉。勞勃的老闆下達不剃鬍子就停拍的指令,他的工作使命就是說服布魯斯,否則大家都不要混了。
原本只要各退一步,就能海闊天空的事,卻因為有人愛鑽牛角尖,堅持自己的理念與美學,打死不退,以致陷入進退維谷,兩敗俱傷的困境。勞勃先是找經紀人下手,卻撞見了更多經紀人仰明星鼻息的困境,求爺爺告奶奶的低聲下氣卻不能換得同情,反而碰得滿鼻子灰,最後發火攤牌,都只是戲劇火花的過場而已,最後打開明星休息室的大門,等待「鬍子」消失的高潮戲,則是確實有了讓人意想不到的意外結果,讓這部原本只是把好萊塢刻板印像「重新搬演」的電影,有了讓人轟然一笑的魔力效應。
明星演自已,尺度到底有多寬?真味有多少?其實也是本片的「趣味噱頭」之一,因為除了肉身之外,「名號形象」也成了另一個角色,既讓別人消遣「布魯斯.威利」(不論是笑或罵),自己還要加油添醋來擴大娛樂效果,或顛覆形象,其實也只是另一種「交易」形式,演戲劇人物是表演,演自己也是表演,差別在於此時的「布魯斯.威利」也只是一位好萊塢影星的「角色」而已,真人與角色之間的距離,一如藝人飾演其他角色一般,只有看戲的傻子才會信以為真,甚至逐一比對驗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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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鬼們:留白
鬆緊有致,快慢有序,都是說故事高手心領神會,運用自如的技法。 留白,是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美學概念,留白,氣韻才會生動,對照密度紮實,目不暇給的戲劇章節,一筆留白,就有了呼吸空間,法國導演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執導的《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的壓軸空鏡,就是最精彩的兩筆留白。
《我和我的小鬼們》的主要劇情都發生在一所法國巴黎的國中教室之內,所有的師生關係與對話,基本上就是三部HD攝影機現場捕捉所呈現的臨場真實感,也因為主要情節都發生在四面牆之內,羅宏採用了不少近距離的人物特寫鏡頭,精細又微妙地掌握了師生角色的各種情緒反應,互動之緊密,有如一場高手過招的乒乓球賽,你來我往,一股氣就在小教室內快速流竄。
電影從學期開場,以放暑假做終,有教有學,有歡呼,有沮喪,有啟蒙,有論辯,所有的悲喜情節都集中那四堵牆內,即將升國三的同學開始有了升學或就業的生涯規畫壓力,教學成果到底帶給學生多少實用的知識,亦成了教育目的是否落實的思索,就在熱鬧高潮之後,羅宏採用了兩個空鏡頭做為全片的總結。
兩個空鏡頭其實都是那間教室,原來坐滿學生的小教室裡,一放假,就全空了,有的椅子乖乖平放,有的則是斜靠書桌,老師學生不在了,教室依舊在,等待著下一班的新學生繼續坐進那個空間,開啟另一堂的人生課程,原本極度喧鬧的空間,就在乍然來到的空鏡頭上,強迫觀眾進行留白的沈澱思考。
這兩個空鏡頭一個從教室後方往前拍,一個則是從教室前方往後拍,前者代表學生觀點,後者代表老師心情,一教一學,一前一後的交叉效應,訴說的正是課堂學習的目光流動方向。簡單又有力替「教室」的「空間」意義做了語重心長的註解,也呼應了全片探索教育意義的主題。
電影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透過最平凡簡單的鏡頭訴說著最深遠寬厚的意義,明明就只是一間人去樓空的空教室,但是壓軸浮現時,你就是會憶想起那座空間的往事,以及想像著未來的可能發展,也就是說空教室一點都不空,不但往前勾連,也往後延伸,來不及改變的已成為過去,下一堂課還要繼續如此嗎?成為全片韻味深長的一聲歎息。
《我和我的小鬼們》能夠獲得2008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導演羅宏.康特的場面調度功力自然居功厥偉,不過,鬆緊有致的美學韻律也是他不流凡俗的功力,例如老師作家佛杭蘇瓦.貝加度(Francois Begaudeau)和學生起了爭執,他的評論被學生斷章取義,情急之下的口不擇言,更遭學生擴大解讀,緊咬不放,誤解加誤會,最後演成暴力流血事件,成為全片的最高潮。沒有人懷疑他循循善誘的用心,但是人生的乒乓,從來不是規規矩矩照著遊戲規則進行的,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後,充滿挫敗感的老師,窩進沒有人的餐廳裡吸起菸來。
老師很悶,廚房阿姨不是不明白,但是基於職責,忙著收拾餐盤的阿姨還是告訴他說:「這裡不能抽菸。」老師尷尬地回應說:「我知道,我看這裡沒人嘛。」禁菸的場所,因為沒人在就可以違規嗎?君子不欺暗室,這樣的邏輯,其實禁不起檢驗的,阿姨沒有再說話,但是老師自知理虧,趕緊捏息了菸,起身走人。
這場戲,一鏡到底,前後不到一分鐘,安排在戲劇高潮之後的小空檔,讓觀眾更進一步窺見了老師的脆弱與空虛,極度緊密的章節後,突然來了一筆側寫,看似「轉軸撥絃三兩聲」卻有了「未成曲調先有情」的氣氛鋪排,所有沒有說出口的心情與意境,早已躍然銀幕。
看似空無,其實更加密實有力,留白,讓氣韻更加生動,鬆緊有序,好戲就更有力,這些美學理論,都清楚落實在《我和我的小鬼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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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鬼們:驚歎
《我和我的小鬼們》是我2008年必看電影的推荐強片之一。 法國導演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執導的《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是我在2008年看過最驚悚的兩部電影之一。
第一部是《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但那屬於虛擬世界的人心解剖,在重低音與黑暗人心的轟炸下,觀眾有了一場夢魘之旅;第二部就是《我和我的小鬼們》,則是真實世界中既古典又現代的強力一擊,你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也擔憂起未來的未來,觀眾有了一場捶心之旅。
《我和我的小鬼們》改編自老師作家佛杭蘇瓦.貝加度(Francois Begaudeau)的小說,描寫法國巴黎第二十區的一所國中,兼任班導的法文老師自己班上的師生互動,主要的場景就在貝加度班上的教室內,時間則是那一年的課堂歲月,事件則是教與學的師生關係,地點、時間和事件都屬精密一致性,等同於古典戲劇最高準則「三一律」的現代版本,也準確集中了電影的視覺和戲劇焦點,營造了讓人興緻盎然的觀賞張力。
電影到底是怎麼拍出來的?其實是多數觀眾在看完《我和我的小鬼們》後的第一聲歎息,主要在於從演員到對話都太真實精準,你很難相信才十幾歲的小毛頭能有這種輕鬆自在,又精準無比的表演,看似脫口而出的課堂對白,卻又是精煉無比的生活寫真,狹窄的教室空間,降低了戲劇排練的虛擬性,反而賦予了高傳真的臨場感,關鍵之一是原著作者佛杭蘇瓦.貝加度親自上陣演出這位國中老師,外型清秀的他給人一種可親可近的信靠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位老師從春風到暴雨的各種心境變化,至於他班上的小鬼們,來自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又正值叛逆青春期,口沒遮攔,率性而為的純真個性,讓他們的課堂學習宛如一個不時有理念激盪與言詞交鋒的激情熔爐。老師熟練,學生自在,電影的寫實氛圍創造了絕對神奇的理性火花與感性震撼。
觀眾很容易把《我和我的小鬼們》視為現代版的《春風化雨》,事實上電影也很完整地呈現20位學生的小學堂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貌,而且兵分兩路,包括學生的課堂秩序,自由發問,對老師威權的順從與質疑,甚至批判,包括老師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即席機智,受激後的情緒與口出粗言…每一個章節,每一段火花,都提供了面向寬廣的教學實例素材,夠讓曾為人師或為學子的觀眾各自找到解讀與憶想的空間。
例如那一堂「法文動詞的虛擬過去式」文法課上,學生質疑為什麼要去學這種己經沒有人這樣用,這樣說的文法時,貝加度既有捍衛傳統文法的理念,也不能不坦承只有偏愛矯情做作的布爾喬亞階層才會如此說話時,就有了「教學相長」的碰撞火花,但是貝加度最後下的註解:「在還沒有學會掌握一個知識之前,就別先認定這個知識沒用。」卻也更清楚標示了教師的高度:即在充分的討論與表達之後,仍能堅定知識傳授的信念與方向。
同樣地,「自畫像」的自傳寫作也幾乎是所有作文課上都曾出現的題目,引導學生認識自己,解剖及表現自己,屬於啟發教學的一種,當多數人都還是規規矩矩用文字書寫時,貝加度卻能導引最不愛寫作的黑人學生蘇理曼完成以照片和圖說為主的影像版「自畫像」,那種教育的寬度與包容力,提供了另一聲極富啟發力量的歎息。
至於學期末的最後一堂課,要求學生反思過去這一年到底學到了什麼?則是青春換季之前的一次總體檢,在時間流逝之前,撿拾青春的刻痕,確定自己走過的足跡,其實是相當有力的一個句點,有人清楚,有人隨性,有人迷惘,每一個答案,都反應了人生的開放性,也悄悄在觀眾心中埋下一顆暗自發芽的種子:「你在中學,大學或人生的學堂上,到底又學到了什麼呢?」
但是《春風化雨》式的劇情內容只是清楚可見的電影血肉,《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真正骨架卻在於威權階級的探討,導演羅宏.康特花了相當篇幅介紹了老師的困惑與焦燥,特別是替學生打分數寫評語是由任課老師與校長一同參與,表面上是民主的形式,卻不時可以見到威權的專斷與偏執,以及最後總是要牽就形式就草草了結的作業流程。至於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同學評鑑會,導致評鑑結論「外洩」的火藥引線,老師措詞的不夠嚴謹引發了學生不滿,老師怒指同學態度輕賤,更引起軒然大波,怒火燎原之下,孰為因,孰為果,已然夾纏不清,人生真相的複雜度就在課堂上的小事件上完成了最完整的觀照與論述。
當然,老師的尊嚴重要?還是學生的發展重要?一直都是校園中翻轉滾動,結論因人而異的教育議題,要不要開除黑人學生蘇理曼的情節,經歷了課堂上的爭執,家長面對面的溝通,評議會上的辯駁,更是教學者與受教者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的一場慘烈拔河;曾經教過愛過的學生卻得在自己手上強迫轉學的曲折歷程,成為校園中最無奈的花開花落,但是《我和我的小鬼們》的視野寬度與高度也因此確立。
小鬼難纏,尤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鬼最難帶,幾乎是中外老師都同意的教學現況,《我》片的眾家學生演員不但喚醒了觀眾的青春記憶,也再造了極其真實的寫實力量,因為真實,所以感人,因為真實,你才會訝異導演如何重現這樣的生命章節?因為真實,你才會驚佩《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編導演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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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鬼們:驚歎
《我和我的小鬼們》是我2008年必看電影的推荐強片之一。 法國導演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執導的《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是我在2008年看過最驚悚的兩部電影之一。
第一部是《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但那屬於虛擬世界的人心解剖,在重低音與黑暗人心的轟炸下,觀眾有了一場夢魘之旅;第二部就是《我和我的小鬼們》,則是真實世界中既古典又現代的強力一擊,你想起了自己的青春,也擔憂起未來的未來,觀眾有了一場捶心之旅。
《我和我的小鬼們》改編自老師作家佛杭蘇瓦.貝加度(Francois Begaudeau)的小說,描寫法國巴黎第二十區的一所國中,兼任班導的法文老師自己班上的師生互動,主要的場景就在貝加度班上的教室內,時間則是那一年的課堂歲月,事件則是教與學的師生關係,地點、時間和事件都屬精密一致性,等同於古典戲劇最高準則「三一律」的現代版本,也準確集中了電影的視覺和戲劇焦點,營造了讓人興緻盎然的觀賞張力。
電影到底是怎麼拍出來的?其實是多數觀眾在看完《我和我的小鬼們》後的第一聲歎息,主要在於從演員到對話都太真實精準,你很難相信才十幾歲的小毛頭能有這種輕鬆自在,又精準無比的表演,看似脫口而出的課堂對白,卻又是精煉無比的生活寫真,狹窄的教室空間,降低了戲劇排練的虛擬性,反而賦予了高傳真的臨場感,關鍵之一是原著作者佛杭蘇瓦.貝加度親自上陣演出這位國中老師,外型清秀的他給人一種可親可近的信靠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位老師從春風到暴雨的各種心境變化,至於他班上的小鬼們,來自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又正值叛逆青春期,口沒遮攔,率性而為的純真個性,讓他們的課堂學習宛如一個不時有理念激盪與言詞交鋒的激情熔爐。老師熟練,學生自在,電影的寫實氛圍創造了絕對神奇的理性火花與感性震撼。
觀眾很容易把《我和我的小鬼們》視為現代版的《春風化雨》,事實上電影也很完整地呈現20位學生的小學堂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貌,而且兵分兩路,包括學生的課堂秩序,自由發問,對老師威權的順從與質疑,甚至批判,包括老師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即席機智,受激後的情緒與口出粗言…每一個章節,每一段火花,都提供了面向寬廣的教學實例素材,夠讓曾為人師或為學子的觀眾各自找到解讀與憶想的空間。
例如那一堂「法文動詞的虛擬過去式」文法課上,學生質疑為什麼要去學這種己經沒有人這樣用,這樣說的文法時,貝加度既有捍衛傳統文法的理念,也不能不坦承只有偏愛矯情做作的布爾喬亞階層才會如此說話時,就有了「教學相長」的碰撞火花,但是貝加度最後下的註解:「在還沒有學會掌握一個知識之前,就別先認定這個知識沒用。」卻也更清楚標示了教師的高度:即在充分的討論與表達之後,仍能堅定知識傳授的信念與方向。
同樣地,「自畫像」的自傳寫作也幾乎是所有作文課上都曾出現的題目,引導學生認識自己,解剖及表現自己,屬於啟發教學的一種,當多數人都還是規規矩矩用文字書寫時,貝加度卻能導引最不愛寫作的黑人學生蘇理曼完成以照片和圖說為主的影像版「自畫像」,那種教育的寬度與包容力,提供了另一聲極富啟發力量的歎息。
至於學期末的最後一堂課,要求學生反思過去這一年到底學到了什麼?則是青春換季之前的一次總體檢,在時間流逝之前,撿拾青春的刻痕,確定自己走過的足跡,其實是相當有力的一個句點,有人清楚,有人隨性,有人迷惘,每一個答案,都反應了人生的開放性,也悄悄在觀眾心中埋下一顆暗自發芽的種子:「你在中學,大學或人生的學堂上,到底又學到了什麼呢?」
但是《春風化雨》式的劇情內容只是清楚可見的電影血肉,《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真正骨架卻在於威權階級的探討,導演羅宏.康特花了相當篇幅介紹了老師的困惑與焦燥,特別是替學生打分數寫評語是由任課老師與校長一同參與,表面上是民主的形式,卻不時可以見到威權的專斷與偏執,以及最後總是要牽就形式就草草了結的作業流程。至於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同學評鑑會,導致評鑑結論「外洩」的火藥引線,老師措詞的不夠嚴謹引發了學生不滿,老師怒指同學態度輕賤,更引起軒然大波,怒火燎原之下,孰為因,孰為果,已然夾纏不清,人生真相的複雜度就在課堂上的小事件上完成了最完整的觀照與論述。
當然,老師的尊嚴重要?還是學生的發展重要?一直都是校園中翻轉滾動,結論因人而異的教育議題,要不要開除黑人學生蘇理曼的情節,經歷了課堂上的爭執,家長面對面的溝通,評議會上的辯駁,更是教學者與受教者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的一場慘烈拔河;曾經教過愛過的學生卻得在自己手上強迫轉學的曲折歷程,成為校園中最無奈的花開花落,但是《我和我的小鬼們》的視野寬度與高度也因此確立。
小鬼難纏,尤其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鬼最難帶,幾乎是中外老師都同意的教學現況,《我》片的眾家學生演員不但喚醒了觀眾的青春記憶,也再造了極其真實的寫實力量,因為真實,所以感人,因為真實,你才會訝異導演如何重現這樣的生命章節?因為真實,你才會驚佩《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編導演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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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入圍名單我見
一份入圍名單,喳喳呼呼地在圈內爭吵流竄了起來。 做過電影節的評審,才知評審難為。
首先,怎麼選都會有人有意見。一種是真的觀念不同,見解各殊,所以火花四射;一種則是努力找碴,以異見標示見解不凡。我尊敬雄辯滔滔的異議人士,面對自相矛盾的言論則只能淺淺一笑,一切只能笑罵由人了。
不同的評審組合,就會有不同的評審結果,這一點,我絕對相信。因為合議,再多真知卓見,再多堅持,因為投票採多數決,一旦孤掌難鳴,附和者寡,就只能從眾。
今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的評審,十部入圍作品都各有特色,所以我以「百花齊放」形容參賽片的多彩多姿,但是到了給獎階段,評審的偏好與排序就會浮現,以致於最後的主要獎項集中給了四部作品,那意謂著這四部作品是今年評審共識交集所在,例如愛爾蘭評審馬丁非常喜愛《流浪神狗人》,每個獎項都提出建議,可惜未能說服其他評審,拉到更多的票,他最愛的作品未能出線,當然有憾,只是既已充份表達己意,他尊重最後的多數決。
事後有人肯定,台北電影節的給獎結果避免了「統統有獎」的分獎形式;但是也有人質疑,既然百花齊放,何以只有四部影片獲獎?這兩種論述其實是矛盾的,「統統有獎」,就不必評獎了;給獎集中,只能說是評審在共識中聚焦。沒有人可以主導全部的結果,只能問:最後的結果是不是合乎大致的期待?
台北電影獎採取了小評審團制度評選,評審有較多機會交換意見;金馬獎的評審制度則是兼具專業分工和小評審制的混血色彩,複雜多了,但是不論形式怎麼複雜,最後的討論焦點還是在於:入圍名單顯示的品味。
最簡單的辨識法是,誰獲得的入圍獎項多?誰在專業獎項的提名率居多?總獎項多,意謂著技藝成就廣受肯定,媒體立刻就會冠上大贏家的簡單標籤(但是,也只是提名,不代表最後得獎,這樣的標籤其實有點名實不副,除非你要很阿Q地說:「入圍即是得獎。」)專業獎項的覆蓋率高,則是肯定工作團隊的集體奉獻,流血流汗的人心力能夠得到認知與肯定,其實是很窩心的掌聲。
基本上,入圍名單應該反應優秀作品的全面水平,例如影片能獲得最佳影片入圍,但是編導獎項卻從缺,就很怪異,有如肯定建築物外殼精美,但是鋼架貢獻卻全都視而不見,例如獲得六項提名的《集結號》和四項提名的《囧男孩》,影片與劇本都入圍了,但是導演從缺;九項提名的《海角七號》,影片導演都入圍,但是編劇從缺;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圍了影片,卻是編劇和導演全都落榜,最佳影片的五部作品中只有《投名狀》在編導演上全面獲得肯定,勝選態勢相當明顯(雖然我認為改編自清末名案「刺馬」的《投名狀》,應該入圍的是改編劇本,而非原創劇本,但是《莎翁情史》明明就是新詮了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卻也依舊獲得奧斯卡的原著劇本獎,其間分際,頗值得玩味,相信台灣媒體一定會來就教《投名狀》的導演陳可辛)。
也因此,擠進最佳導演榜的彭浩翔與張艾嘉就顯得很尷尬,提名固然就是肯定,但是影片沒上,個人上榜,難免有憾;同樣地,馮小剛、楊雅喆和劉奮鬥的作品都能擠進最佳影片之林,個人成就卻不能躋身最佳導演之林,能不扼腕嗎?評審們也許試圖想讓更多的優秀工作者的心血都能在入圍榜單上獲得肯定,然而一旦入圍者有了陪榜的感受,也許就感動不起來了。去年,劉若英臨時遞補進女主角獎,擺明是陪榜,人家也就不來了;今年,弄了個金城武大烏龍,還好金馬獎學乖了,沒再送出遞補人選,否則還真是尷尬呢。
對於今年的金馬獎入圍名單,我沒有太多的意見,唯一的可惜是音樂獎項的視野太窄了,《花吃了那女孩》的陳建騏、《囧男孩》的鍾興民、《渺渺》的李欣芸和《飄浪青春》的許景淳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但是只有《渺渺》和《飄浪青春》的歌曲獲得關注,真的很可惜,因為這四部台灣電影用音樂說話的功力其實都超過歌曲的表現,尤其是《囧男孩》的弦樂和《花吃了那女孩》的舞曲都有著畫龍點睛之功,未能上榜,真的是遺憾了。
入圍不代表得獎,得獎也不代表贏輸。入圍名單的真正意義是提供大家審視好作品的指標,如果不合意,就當做品味不同的結果吧,時間會做出最後的裁判:關鍵不在誰得獎,而在誰能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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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入圍名單我見
一份入圍名單,喳喳呼呼地在圈內爭吵流竄了起來。 做過電影節的評審,才知評審難為。
首先,怎麼選都會有人有意見。一種是真的觀念不同,見解各殊,所以火花四射;一種則是努力找碴,以異見標示見解不凡。我尊敬雄辯滔滔的異議人士,面對自相矛盾的言論則只能淺淺一笑,一切只能笑罵由人了。
不同的評審組合,就會有不同的評審結果,這一點,我絕對相信。因為合議,再多真知卓見,再多堅持,因為投票採多數決,一旦孤掌難鳴,附和者寡,就只能從眾。
今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的評審,十部入圍作品都各有特色,所以我以「百花齊放」形容參賽片的多彩多姿,但是到了給獎階段,評審的偏好與排序就會浮現,以致於最後的主要獎項集中給了四部作品,那意謂著這四部作品是今年評審共識交集所在,例如愛爾蘭評審馬丁非常喜愛《流浪神狗人》,每個獎項都提出建議,可惜未能說服其他評審,拉到更多的票,他最愛的作品未能出線,當然有憾,只是既已充份表達己意,他尊重最後的多數決。
事後有人肯定,台北電影節的給獎結果避免了「統統有獎」的分獎形式;但是也有人質疑,既然百花齊放,何以只有四部影片獲獎?這兩種論述其實是矛盾的,「統統有獎」,就不必評獎了;給獎集中,只能說是評審在共識中聚焦。沒有人可以主導全部的結果,只能問:最後的結果是不是合乎大致的期待?
台北電影獎採取了小評審團制度評選,評審有較多機會交換意見;金馬獎的評審制度則是兼具專業分工和小評審制的混血色彩,複雜多了,但是不論形式怎麼複雜,最後的討論焦點還是在於:入圍名單顯示的品味。
最簡單的辨識法是,誰獲得的入圍獎項多?誰在專業獎項的提名率居多?總獎項多,意謂著技藝成就廣受肯定,媒體立刻就會冠上大贏家的簡單標籤(但是,也只是提名,不代表最後得獎,這樣的標籤其實有點名實不副,除非你要很阿Q地說:「入圍即是得獎。」)專業獎項的覆蓋率高,則是肯定工作團隊的集體奉獻,流血流汗的人心力能夠得到認知與肯定,其實是很窩心的掌聲。
基本上,入圍名單應該反應優秀作品的全面水平,例如影片能獲得最佳影片入圍,但是編導獎項卻從缺,就很怪異,有如肯定建築物外殼精美,但是鋼架貢獻卻全都視而不見,例如獲得六項提名的《集結號》和四項提名的《囧男孩》,影片與劇本都入圍了,但是導演從缺;九項提名的《海角七號》,影片導演都入圍,但是編劇從缺;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圍了影片,卻是編劇和導演全都落榜,最佳影片的五部作品中只有《投名狀》在編導演上全面獲得肯定,勝選態勢相當明顯(雖然我認為改編自清末名案「刺馬」的《投名狀》,應該入圍的是改編劇本,而非原創劇本,但是《莎翁情史》明明就是新詮了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卻也依舊獲得奧斯卡的原著劇本獎,其間分際,頗值得玩味,相信台灣媒體一定會來就教《投名狀》的導演陳可辛)。
也因此,擠進最佳導演榜的彭浩翔與張艾嘉就顯得很尷尬,提名固然就是肯定,但是影片沒上,個人上榜,難免有憾;同樣地,馮小剛、楊雅喆和劉奮鬥的作品都能擠進最佳影片之林,個人成就卻不能躋身最佳導演之林,能不扼腕嗎?評審們也許試圖想讓更多的優秀工作者的心血都能在入圍榜單上獲得肯定,然而一旦入圍者有了陪榜的感受,也許就感動不起來了。去年,劉若英臨時遞補進女主角獎,擺明是陪榜,人家也就不來了;今年,弄了個金城武大烏龍,還好金馬獎學乖了,沒再送出遞補人選,否則還真是尷尬呢。
對於今年的金馬獎入圍名單,我沒有太多的意見,唯一的可惜是音樂獎項的視野太窄了,《花吃了那女孩》的陳建騏、《囧男孩》的鍾興民、《渺渺》的李欣芸和《飄浪青春》的許景淳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但是只有《渺渺》和《飄浪青春》的歌曲獲得關注,真的很可惜,因為這四部台灣電影用音樂說話的功力其實都超過歌曲的表現,尤其是《囧男孩》的弦樂和《花吃了那女孩》的舞曲都有著畫龍點睛之功,未能上榜,真的是遺憾了。
入圍不代表得獎,得獎也不代表贏輸。入圍名單的真正意義是提供大家審視好作品的指標,如果不合意,就當做品味不同的結果吧,時間會做出最後的裁判:關鍵不在誰得獎,而在誰能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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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渺:愛在心裡口開不
有人習慣把愛情埋在心中,有人則偏愛把愛說出來,今生才無憾! 愛情是放在心上好,還是掛在嘴上比較好?那攸關戀人的愛情心態,沒有是非對錯可言。
不說,有人嫌你沒誠意;說了,有人不領情……不說,有人心領神會,說了,有人欣然笑納……冤家或戀人只有一牆之隔,其實很像棒球賽中的高飛球與全壘打。
把愛掛在嘴上,主要是怕對方不明白,早也說,晚也說,千千百百回也從不厭倦,但是喳呼了半天,卻可能成了嘴皮子遊戲,失去了感動的力量。然而熱戀中人,所有的山盟海誓都蜜甜得可以,不嫌過膩,不怕糖太多,幸福就得濃得像糖漿一樣。
《渺渺》中的兩位女主角柯佳嬿與張榕容就屬於兩種不同心態的女生。
急切探尋愛人的名字、偏好和氣息,都是戀人會做的標準動作,《渺渺》中的柯佳嬿就是這樣癡望著唱片行老闆范植偉,她因為聽見了鄒族作曲家高一生創作的「長春花」認識了這個人,從此就常以「窗外開了一朵朵的長春花/優美的微風中搖曳/啊!美麗的長春花/讓我把它獻給妳/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峰」的歌詞當成門鈴,想要敲開范植偉的家門與心門。
然而就算眉宇和行動間早已透露了少女情懷,卻還是「愛在心裡口難開」,很難找到適切的形容,連邀他去聽一場野台開唱的演唱會,都得央請密友張榕容去開口。偏偏,居間傳話的張榕容對柯佳嬿有熱切好感,只是柯愛著范,而范卻難忘車禍往生的樂團好友,《渺渺》的感情模式有如直線方程式,無法逆轉,無法倒流,所有的一往情深,有如「江水向東流,一去不回頭」。
光從愛情的形式來看,《渺渺》有如四首單相思的變奏曲,除了范植偉一直無法確定自己的情愛之外,其他三位當事人都把「愛」掛在嘴上,急著把愛說出來,急著要對方給個說法,偏偏中間夾了個悶葫蘆范植偉,他的男伴一直逼問他愛是不愛,他就是永遠閃避不答,直線方程式當場打結,怎麼也兜不出個結果。
大聲把愛說出來,其實是青年愛人的專利,無涉對錯,但在戲劇表現上,什麼心情都大聲說出來,唯恐觀眾不懂,不明白,其實是小看了觀眾,來台灣籌製新片《一頁台北》的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就認為:「電影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留下一點想像空間,讓觀眾來完成,來圓夢。」什麼心情與感動都透過演員的嘴說出來,就剝奪了觀眾的解讀與編織夢想的機會了。
《渺渺》的高潮戲之一是來台尋找失憶奶奶青春情夢的柯佳嬿,懂得了愛情的酸甜滋味後,決定回去日本,張榕容到機場送行,被同學封為「蛋糕達人」的柯佳嬿的臨別禮物就是再為張榕容烘焙一只蛋糕,直到上了機場客運,張榕容打開禮物,才看見了柯佳嬿的用心,於是她飛奔下車,急著跑向機場鐵絲圍籬旁,要向柯佳嬿再說一句再見,說清楚自己的情與愛。
這場戲,關本良的攝影機強調的是張榕容的腳,因為腳步就已足以說明了一切,急切的呼吸,焦慮的臉龐,所有的不捨離情都已隨著汗水和淚水畢現,其實不需要再呼喊與吼叫了,但是程孝澤還是讓張榕容對著從頭上掠過的飛航班機大聲喊著:「我真的好喜歡你…」
聲音出來之前,我其實是動容的;聲音出來之後,我反而覺得扼腕。我不是不明白導演的企圖:明明妳都已經飛上天了,明明妳都已經聽不見我了,但是我就是要再告訴你一聲:「我愛妳。」那份癡情是說給愛人聽的,也是說給自己聽的,正因為愛人聽不見了,說不說都不能改變事實,反而多了一份自我療傷的慰安,情思淺白讓人一聽就懂,但卻也因為淺白,反而少了想像。
走出戲院時,我一直在想:如果,張榕容什麼話都沒說,只是仰頭望天……如果,張榕容是只是叫著:「渺渺……」如果,張榕容只是像《情書》那樣喊著:「要幸福哦!」……我會不會更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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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渺:愛在心裡口開不
有人習慣把愛情埋在心中,有人則偏愛把愛說出來,今生才無憾! 愛情是放在心上好,還是掛在嘴上比較好?那攸關戀人的愛情心態,沒有是非對錯可言。
不說,有人嫌你沒誠意;說了,有人不領情……不說,有人心領神會,說了,有人欣然笑納……冤家或戀人只有一牆之隔,其實很像棒球賽中的高飛球與全壘打。
把愛掛在嘴上,主要是怕對方不明白,早也說,晚也說,千千百百回也從不厭倦,但是喳呼了半天,卻可能成了嘴皮子遊戲,失去了感動的力量。然而熱戀中人,所有的山盟海誓都蜜甜得可以,不嫌過膩,不怕糖太多,幸福就得濃得像糖漿一樣。
《渺渺》中的兩位女主角柯佳嬿與張榕容就屬於兩種不同心態的女生。
急切探尋愛人的名字、偏好和氣息,都是戀人會做的標準動作,《渺渺》中的柯佳嬿就是這樣癡望著唱片行老闆范植偉,她因為聽見了鄒族作曲家高一生創作的「長春花」認識了這個人,從此就常以「窗外開了一朵朵的長春花/優美的微風中搖曳/啊!美麗的長春花/讓我把它獻給妳/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峰」的歌詞當成門鈴,想要敲開范植偉的家門與心門。
然而就算眉宇和行動間早已透露了少女情懷,卻還是「愛在心裡口難開」,很難找到適切的形容,連邀他去聽一場野台開唱的演唱會,都得央請密友張榕容去開口。偏偏,居間傳話的張榕容對柯佳嬿有熱切好感,只是柯愛著范,而范卻難忘車禍往生的樂團好友,《渺渺》的感情模式有如直線方程式,無法逆轉,無法倒流,所有的一往情深,有如「江水向東流,一去不回頭」。
光從愛情的形式來看,《渺渺》有如四首單相思的變奏曲,除了范植偉一直無法確定自己的情愛之外,其他三位當事人都把「愛」掛在嘴上,急著把愛說出來,急著要對方給個說法,偏偏中間夾了個悶葫蘆范植偉,他的男伴一直逼問他愛是不愛,他就是永遠閃避不答,直線方程式當場打結,怎麼也兜不出個結果。
大聲把愛說出來,其實是青年愛人的專利,無涉對錯,但在戲劇表現上,什麼心情都大聲說出來,唯恐觀眾不懂,不明白,其實是小看了觀眾,來台灣籌製新片《一頁台北》的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就認為:「電影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留下一點想像空間,讓觀眾來完成,來圓夢。」什麼心情與感動都透過演員的嘴說出來,就剝奪了觀眾的解讀與編織夢想的機會了。
《渺渺》的高潮戲之一是來台尋找失憶奶奶青春情夢的柯佳嬿,懂得了愛情的酸甜滋味後,決定回去日本,張榕容到機場送行,被同學封為「蛋糕達人」的柯佳嬿的臨別禮物就是再為張榕容烘焙一只蛋糕,直到上了機場客運,張榕容打開禮物,才看見了柯佳嬿的用心,於是她飛奔下車,急著跑向機場鐵絲圍籬旁,要向柯佳嬿再說一句再見,說清楚自己的情與愛。
這場戲,關本良的攝影機強調的是張榕容的腳,因為腳步就已足以說明了一切,急切的呼吸,焦慮的臉龐,所有的不捨離情都已隨著汗水和淚水畢現,其實不需要再呼喊與吼叫了,但是程孝澤還是讓張榕容對著從頭上掠過的飛航班機大聲喊著:「我真的好喜歡你…」
聲音出來之前,我其實是動容的;聲音出來之後,我反而覺得扼腕。我不是不明白導演的企圖:明明妳都已經飛上天了,明明妳都已經聽不見我了,但是我就是要再告訴你一聲:「我愛妳。」那份癡情是說給愛人聽的,也是說給自己聽的,正因為愛人聽不見了,說不說都不能改變事實,反而多了一份自我療傷的慰安,情思淺白讓人一聽就懂,但卻也因為淺白,反而少了想像。
走出戲院時,我一直在想:如果,張榕容什麼話都沒說,只是仰頭望天……如果,張榕容是只是叫著:「渺渺……」如果,張榕容只是像《情書》那樣喊著:「要幸福哦!」……我會不會更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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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渺:我的CD我的夢
新導演程孝澤的《渺渺》說了一則發生在唱片行中的愛情傳奇。 音樂與電影的關連,成為最近台灣電影的一大特色:《海角七號》刻畫了一隻雜牌樂團的成軍;《不能說的秘密》訴說著琴房中的時空共鳴;《渺渺》則創造了一張CD的傳奇。 我們不會說《無間道》是一部音樂電影,但是梁朝偉和劉德華在音響室裡聆聽蔡琴演唱的「被遺忘的時光」時,一句「低音勁、中音準、高音甜」,不但點出了音響發燒友追求的化境,也讓整齣警匪鬥智電影有了喘息和潛泳的空間,餘韻無窮,那是驚鴻一瞥的音樂最深遠的餘波盪漾啊! 程孝澤執導的《渺渺》描寫女主角渺渺從日本回到台灣,想要探尋祖母當年在一間小餅店發生過的初戀故事,但是餅店已不在,改成了一家CD店,還沒進店門,她就聽見奶奶曾經迷戀過的一首「長春花」,音樂從她的耳朵竄進了心房,也讓她一眼就愛上了那位不愛與顧客對話的老闆范植偉。 《渺渺》可以簡單歸類為發生在一家CD店裡的愛情故事,前提有三:老闆放的歌很有品味;老闆老是戴著耳機,聽不見顧客的問題;老闆總在找尋一張不曾公開壓片發行的絕版CD。那張絕版CD,隱藏著一則無可彌補的愛情遺憾;那間唱片行的氣味,隱藏著一位少女情竇初開的憧憬與悸動。 我喜歡《渺渺》用CD談愛說情的青春趣味,浪漫又多情;唯一的遺憾則是太過鮮明的姿態。 開唱片行賣CD,無非就是沾著音樂的邊,分享自己的夢想與品味,但是永遠戴著耳機,擺著一張臭臉,對顧客愛理不理,除了耍酷之外,很難再有其他的合適形容詞,程孝澤卻告訴大家,那是因為他有一段傷心史,從熱愛音樂到拒絕音樂,范植偉頭上的耳機就是他隔絕世界的一副工具,也是一種姿態。 其實,他不是不愛音樂,只是音樂曾經讓他傷心,他不是拒絕音樂,繼續尋找那張絕版CD,意謂著他還是期待著療傷再出發。而且,唱片行老闆的耳機難免讓懷春少女好奇,何以如此?到底他在聽什麼?這麼跩的老闆到底神氣些什麼呢?或者他在閃躲些什麼呢? 問號勾動了好奇,也成為驅動《渺渺》劇情往下滾動的能量,《渺渺》用這種改良式的「瓊瑤神話」做為引言(頹廢的男主角有著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好奇的少女試圖挖掘他的神秘,解除他的愛情魔咒),確實構成了吸引純情影迷的噱頭。 沒有走出傷痛的陰影,逃離了傷心往事,卻又忘不了失落的過去,《渺渺》的劇本讓范植偉的角色在矛盾中顯示他的游移與難捨,不能忘情音樂,卻又靠耳機遮擋俗世塵囂,扭捏的性格讓那副耳機就成了姿態,越是醒目,就越顯得心虛和徬徨,與其大隱隱於市,不如徹底流放山林,反而斷裂得更徹底。當然,那副姿態可以唬人,確是噱頭,只是太招搖了。 但是接下來的CD遊戲才更有趣,讓不愛說話的唱片行老闆開口說話,是《渺渺》兩位女主角張榕容(小璦)和柯佳嬿(渺渺)的共同目標,范植偉開的是二手CD店,於是柯佳嬿就打開已開封的CD盒,一片一片地調換CD,一旦有人買了調包的CD,氣得找老闆抗議,范植偉就會發現有人搞鬼,一路追查,就會發現柯佳嬿最幽微,最不想直說,但不說又不開心的少女詩情。 當然,這個技法也很有岩井俊二《情書》中的借書卡韻味,暗戀的情人悄悄用自己的方式寫情書,知之,我幸;不知,我命。戀愛,才是主題,不以情人有無回應做為自己慕情的動力,而是不求回報,但求相知的共鳴,那是苦戀,也是癡戀,卻也是「但求有情郎」的尊嚴與堅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至於那一張絕版CD的尋覓過程,則是另一段愛情故事的遺憾,得讓觀眾進戲院去解謎拼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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